在数字经济与科技革命深层次地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创新已然成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然而，科学技术创新本身就具有高风险、长周期和高投入的显著特征，传统金融体系难以充分满足其长效发展的资金需求。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央提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战略要求，明确强调通过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的协同发展，构建与创新驱动相适配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科技金融支持体系迈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科技金融的创新发展不仅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体现，更是推动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关键支撑。作为科技金融的重要支柱，创业投资与耐心资本通过风险共担、长期陪伴以及资源整合等方式，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融资支持，成为破解科学技术创新融资难题的关键。202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明白准确地提出“壮大耐心资本”，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加快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的战略部署，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资本要素配置的格外的重视，更彰显了创业投资与耐心资本协同作用的重要意义。两者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将为科学技术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未来，随着创业投资与耐心资本的进一步壮大，科学技术创新的生态体系将日臻完善，为实现科技强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强调，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破坏”打破了经济的均衡状态，推动了产业的变革。他还指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资源和新组织这五大类型创新与创业投资的早期支持高度契合。然而，传统金融体系以抵押担保为核心，难以适应科学技术创新所具有的高风险和长周期特性。因此，金融支持创新理论在熊彼特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强调金融体系在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其中，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工具，能够为初创企业和高风险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稳步的增长。此外，耐心资本以其长期投资的特征，为创新项目提供了更持久的支持，减轻了短期盈利压力，使企业得以专注于长期的研发和创新。

  （一）创业投资是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创业投资不仅为初创公司可以提供资金支持，还通过增值服务帮助这一些企业快速成长并实现技术创新。其核心特征是其高风险、高回报的属性，以及对高失败率的容忍度。这种模式依赖少数成功项目的超额收益来覆盖整体风险。面对初创企业的高度不确定性，创业投资不仅是资金的供给者，更是技术创新的“价值发现者”和“风险管理者”。通过投后管理，创业投资机构通过战略指导和资源整合提升企业的成功率。

  （二）耐心资本则是创业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长期投资理念，耐心资本以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培育为目标，强调对项目的持续支持和耐心等待。它通过组合投资分散风险，区别于短期投机性逐利资本，其核心特征是投资周期长、风险承受力强、价值导向明确，通常以10年以上的周期支持企业创新。从资金性质来看，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部分长期资金，以及社保基金、养老金等，都与创业投资项目的周期较为匹配。耐心资本通过长期支持，帮助早期科技型企业度过研发亏损周期，从而延长其科学技术创新周期。例如我国电动汽车和原研创新药的研发成功背后，不能离开耐心资本的长期支持。

  （三）创业投资与耐心资本的协同发展形成“早期孵化+长期陪跑”的闭环。创业投资凭借其“高风险识别-高收益匹配”机制，在科技成果转化的“0-1”阶段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传统创业投资受制于基金存续周期的要求，往往在技术攻坚的关键期被迫退出。而耐心资本的介入，则通过“长期价值锚定”功能，在技术迭代的“1-100”阶段形成战略支撑，并构建起新型风险分担机制。例如，主权财富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通过优先股设计承接中后期风险，创业投资的高风险偏好与耐心资本的稳健性形成了平衡，使早期创业投资敢于布局前沿领域。政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耐心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促进其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同时，通过引导基金和国企资金和外国资金的参与，进一步支持了科技型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一协同机制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了持续的发展动力。

  当前，作为科学技术创新资本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投资与耐心资本在政策层面、市场机制以及资本结构等维度上仍存在结构性矛盾。未来，需加强完善政策体系，优化长期资金市场结构，推动更多社会资本转化为耐心资本，从而更好地支持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一）政策层面：制度衔接不足与激励机制缺失。从政策层面来看，科创投资的发展受到政策衔接不足和制度不完善的制约。国有创投机构因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压力，往往被迫追求短期收益，偏离了“投早投小”的初衷。例如，私募股权基金的存续期平均仅为5年，难以匹配10年以上的技术转化周期。中关村的案例显示，国有创投项目的平均持有期仅为3.2年，远低于市场化机构的5.8年。此外，尽管政策性创业投资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其运作模式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较小且效率不高，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税收优惠政策不够明确，风险补偿等政策碎片化，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未能形成跨部门协同效应，导致创业投资机构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二）市场机制：供需失衡与生态缺陷。从市场机制的角度来看，科创投资市场存在很明显的供需结构失衡。一方面，早期创业企业由于高风险和不确定性，难以获得信贷支持，而市场化运作的创业投资机构则更倾向于投资成熟期企业，这加剧了早期创业融资难的问题。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9年90%的项目退出未达预期收益，暴露出市场短期套利倾向明显；保险资金等天然耐心资本仅占创投市场5.7%的份额，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15%的中等水准。同时，技术产权交易市场（OTC）缺乏统一估值标准，市场过度追捧商业模式创新，硬科技企业的估值普遍低于网络站点平台企业。另一方面，科技金融生态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边界模糊。政府过度介入项目筛选会抑制市场活力，而风险缓释工具如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覆盖率不足，则导致社会资本避险情绪升温，进一步削弱了市场的活跃度。

  （三）资本结构：来源单一与流动性困境。从资本结构的角度来看，国内创业投资的资本来源与国际成熟市场存在非常明显差异。国内创业长期资金市场更多依赖于政府资金和国有企业，而独立的民间资本，如风险投资占比相比来说较低。这种资本结构的不平衡限制了创业投资的灵活性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与此同时，退出机制梗阻与资本流动性困境也亟待解决。多个方面数据显示，75%的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仍以首次公开募股（IPO）为主，但科创板与创业板容量有限，导致“堰塞湖”效应。

  各国的创业投资体系均格外的重视政府政策的支持，例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引导基金等，但在具体的实施方式上却各有特色。其中，创业教育、市场机制和人才教育培训是全世界内普遍关注的重点领域。

  （一）美国“市场主导—生态赋能”模式。作为现代创业投资发展最早且最为成功的国家，美国的创业投资体系涵盖了投资人、创业机构和企业家，形成了一个高效运作的整体模式。这一体系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助力微软、思科等科技巨头的崛起。

  在金融创新方面，硅谷银行开创了“投贷联动”机制，将信贷风险补偿与股权投资期权相结合，成功将科技贷款的坏账率控制在1.8%，远低于行业均值4.7%。此外，美国通过纳斯达克市场、场外交易市场（OTCBB）以及私募股权市场的分层设计，构建了多层次长期资金市场体系，满足多种阶段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美国的创业投资环境特别强调快速退出机制，例如通过IPO实现投资回报，为投资者提供了清晰的收益路径。为了支持创业投资，美国政府通过设立引导基金和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二）以色列“政府催化-全球联动”体系。以色列的创业投资体系以孵化器为核心，政府通过设立创新机构并提供财政支持，确保初创企业能够顺利应用研发成果并实现技术转移。例如，YOZMA基金采用“参股不控股”模式，撬动私人资本参与投资。该基金设计了“10年退出+收益让渡”机制：若项目失败，政府承担40%的损失；若项目成功，政府仅收回本金及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利息，最终成功撬动了8倍的私人资本投入。技术孵化器则采取“2年培育+20%股权”的模式，已成功孕育出Mobileye等独角兽企业，政府资金的回报率高达780%。此外，以色列的创业教育体系注重培养创新精神与实际操作能力，“首席科学家”制度和YOZMA基金等政策一同推动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三）德国“产融结合-技术银行”路径。与美国依赖风险投资的模式不同，德国的创业投资体系以银行为主要融资来源。尽管德国的风险投资规模比较小，但其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通常具备较强的长期生存能力，这与其独特的管理模式紧密关联。例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创设了“创新信贷券”制度，公司能够凭借研发投入记录兑换低息贷款。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则推出了“1欧元技术转让”机制，推动科研机构与产业资本深层次地融合，逐渐增强了技术创新的落地效率。

  创业投资与耐心资本的协同发展，既是破解科技金融困局的关键，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通过市场机制创新与丰富资本供给方式，不断培育兼具市场活力与战略定力的科技金融生态，在这一进程中，政府需扮演“规则制定者”与“风险缓冲器”角色，而市场则需强化专业能力与长期视野，最终实现科技、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一）构建“耐心友好型”政策框架，推动政府从“直接参与者”转向“系统架构师”。要推动耐心资本的发展，需重点建设三大支柱体系，其一是规则创新体系。制定《耐心资本促进法》，明确10年以上长期投资的法律地位，并建立“创新容错清单”，对符合国家战略但因不可抗力失败的项目给予行政免责。欧盟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框架下制定技术标准的经验可资借鉴，用于设计灵活性更好且具有前瞻性的法规体系。其二是风险对冲体系。构建“三级风险缓冲池”，包括中央财政设立2000亿级主基金、地方配套产业子基金和市场化机构发行连结债券。这一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机制将有效缓解投资者的长期金钱上的压力，同时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持续支持。其三是生态培育体系。整合技术、数据、人才等核心要素，打造“创新要素交易所”。该平台不仅仅可以促进资源高效流转，还将成为评估和定价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准，助力形成开放共享的科技金融生态系统。

  （二）立足市场主体的能力建设，探索市场机制创新。在市场主体层面，应注重提升其专业化能力和长期视野，推动市场机制的深层次创新。一是培育“技术型投资机构”群体，鼓励产业龙头设立风险投资基金，探索“科学家合伙人制度”，赋予核心研发人员特殊投票权，从而增强技术团队的话语权与决策参与度。此外，发展“研投一体化机构”，让研究机构直接管理创投基金，打通科研与资本之间的壁垒。二是建立“技术期权交易市场”，允许投资机构持有未来3年的优先认购权，并开发“收益权分层ABS”（资产证券化）产品，将基础研究阶段的投资进行证券化。三是构建“创新要素定价指数”，整合专利引用量、技术成熟度、人才密度等多维指标，形成统一的技术估值基准，为企业融资和技术交易提供科学依据。

  （三）持续推动资本供给端改革，发展多层次混合融资工具。为逐步优化资本供给结构，需从供给侧着手，推动改革并拓展退出渠道。一方面，深化改革，完善激励机制。建立“耐心资本认证体系”，对持有期超过10年的投资给予税收递延优惠；创新“风险缓冲工具”，设立国家级科技成果转化保险，对特定高风险项目提供80%的损失补偿。同时，优化国有资本考核机制，将科技成果转化率、专利交叉许可数量纳入国资考核关键绩效指标（KPI）。另一方面，拓宽退出渠道，激活市场流动性。设立“硬科技专用IPO通道”，允许未盈利企业凭借核心技术评价上市；创新“知识产权反向并购”机制，允许上市公司以专利组合为标的实施并购；发展“跨境技术转让所”，建立与国际专利池衔接的交易平台，扩容长期资金供给方式与国际化合作路径。

  （四）建设重大区域创新增长极，促进科技、资本、产业深层次地融合。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性区域，应着力打造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创新中心，吸引全球顶尖科创人才和企业在此孵化并上市。例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制度性改革，推动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充分的利用深圳的先进制造业、香港的创新金融、广州的科教资源以及整个大湾区的宜居环境，吸引发达国家创新人才来华创业。通过加强知识与技术的跨界交流，推动全面创新生态的形成。同时，逐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各地政府需提供配套支持，全力发展高科技园区、孵化器和创新创业平台，注重专业化与定制化发展；持续改善创业环境政策，降低城市经营成本，提高市场透明度与效率，为创业者和投资者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

  （五）在全球科学技术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创业投资与耐心资本的协同发展，不仅成为破解科技金融困局的核心路径，更是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抓手，同时也是推动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的战略支点。通过制度创新的“破”，纠正资本短视倾向；依托市场建设的“立”，优化资源配置；借助生态培育的“融”，提升数字技术服务效能，探索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新范式。这一过程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当代实践，也高度依赖市场主体的微观创新活力，最终形成“耐心资本滋养创新沃土，科技金融赋能产业跃迁”的良性生态，塑造资本与科学技术创新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的新格局。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④王兰芳,胡悦.创业投资促进了创新绩效吗?——基于中国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17.

  ⑥秦子生,舒颖.我国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作模式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4.

  ⑦朱云欢,张明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效率评价初步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8.